本节探讨中国对外能源融资在过去十年的重大转变，特别聚焦于2022年以来的发展动态。本分析基于公开可得的项目信息与系统性汇编数据集，重点研究了官方融资在规模、构成和机构驱动因素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所提供的汇总数据更新至2024年。综合来看，这些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能源融资出资人这一角色上的演变过程——从逐步减少传统的政策性银行贷款，转为更具商业性的官方融资提供方崛起——并进一步剖析了这一改变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格局的影响。

中国官方的对外能源融资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格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2015至2024年期间，中国官方机构累计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海外能源项目承诺投资约5,650亿美元：其中3,350亿美元投入化石燃料领域，其余2,300亿美元投入清洁能源技术及基础设施领域。年度融资承诺额在21世纪10年代中叶达到峰值，每年超过1,150亿美元；随后在21世纪10年代后期逐步放缓，到2022至2024年期间已降至每年约280亿美元。

相对而言，2015至2024年期间，这些资金流量约占中国以外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源投资总额的7%，约占同期相关清洁能源支出的8%。近年其占比呈下降趋势，2022至2024年期间平均约占清洁能源投资的4%。

这一占比下滑主要源于国有政策性银行贷款的急剧收缩，此类贷款曾为大部分投资活动提供推动力。这反映出大额主权贷款发生实质性减少，而非转由其他官方机构提供。其他官方行为体（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则维持较为稳定的融资合作水平，并随着政策性银行融资规模的下滑而相应地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国有基金及专注于中国出口与投资保险业务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的贡献虽规模较小，但也引人注目。

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的能源融资体系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非退出海外能源业务。政策性银行更注重项目筛选、风险管理以及与所在国家/地区规划之间的协调性——这一偏好在新冠疫情之后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更广泛的中国官方机构也顺应产业竞争力提升、全球供应链整合、中国开发商与设备供应商海外业务增长等趋势，持续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就使得对外能源融资日益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机构与工具组合流入相关市场，特别是所在国家/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需求依然强劲的市场。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系统而言，尽管中国的官方对外融资占比有所下滑，但仍然是最大的单一国家提供方之一。若参照更广泛的基准（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总投资额中的国内公共资本、国际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评估单一官方系统的持续贡献，其规模与持续影响力都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官方融资机构（即国有政策性银行和政府机构）曾经是中国对外能源融资的支柱。然而，在过去十年间，这些机构在规模和构成方面经历了显著转变。至21世纪10年代中叶，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承担了大部分的年度融资承诺额，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型发电、输电及燃料供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融资一般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向相关政府、国有公用事业公司或主权相关开发商提供，这与“一带一路”倡议早期高峰阶段对大型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相契合。

自此之后，这些机构的业务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政策性银行的年度融资承诺额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步下降，并在2022和2023年跌至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其融资的行业侧重点也发生转变，近期业务集中于可再生能源、电网基础设施及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如轨道交通），对化石燃料项目的贷款则大幅缩减。政策性银行融资仍以债务工具为主，并辅以少量的政府机构赠款型援助，以及对气候或基础设施专项基金的股权投资承诺。近80%的资本流量继续以美元计价，欧元和人民币（CNY）计价的融资占比较小。这一模式反映出跨境项目融资对于硬通货稳定性的偏好，以及美元在其中确立的常用货币地位（尽管人民币计价贷款的关注度正在逐步提高）。

这些调整反映出中国官方融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演变过程。在供给侧方面，近期的政策指引更注重项目筛选、审慎风险管理以及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这自然就减少了大额主权贷款的数量，同时也将资源引向低排放且具备系统增强作用的资产。在需求侧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伙伴日益寻求更灵活的融资结构和更高的私营部门参与程度，一改过去十年的常态，减少对典型的大额全主权担保贷款的依赖。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在近期发布多项声明——包括关于扩大南南合作的新承诺、关于加大力度支持绿色基础设施的声明，以及表示中国有望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即SCO）开发银行（由中国及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牵头筹建的发展融资联合体）等新兴融资平台——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传统融资机构可能继续在更具针对性的官方职能下开展运营，聚焦清洁能源与电网项目，同时助力打造更广泛的对外融资工具与机构生态系统。

国有企业（SOE）、国有商业银行及国有基金对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此类行为体既采取公有制，又实行商业化运营：它们遵循市场化模式，常以股本形式参股，且相较于传统政策性银行更具企业自主权，但仍需与国家战略及产业目标保持一致。这种公私兼具的形式使其能够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源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些地区的能源项目日益倾向于股权联合投资、风险共担、长期运营合作等模式。

在这一组别中，国有企业始终是最活跃的融资提供方，其业务特征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21世纪10年代初期，相关投资主要由国有石油企业主导，其收购活动集中在化石资源、上游资产等领域。然而，自21世纪10年代中叶以来，国有电力及公用事业企业已然成为主要的对外投资机构，其资本纷纷流向发电（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配等部门。因此，相较于传统贷款机构，商业化官方融资涵盖的技术结构更为均衡：尽管其仍然包含化石能源相关投资，但随着中国公用事业企业与开发商走向全球，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也得到了实质性增长。其业务活动以股权投资为主，经营范围涵盖合资企业、收购、资本注入，有时还涉及“建设-运营-移交”模式。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即CIC）、丝路基金等国有基金为这一格局增添了独特维度。与国有企业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此类基金承担明确的发展与政策性任务，通过股权以及基金中基金结构配置资本，由此为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支持。尽管因运营工具与风险状况均基于股权且面向市场，它们被归入非传统类别，但其战略地位更接近发展金融机构。国有基金能够提供长期股本，锚定在发展基金中的投资仓位，并为各类项目提供早期资本，这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地区的私募股权市场仍较为薄弱，许多清洁能源项目无法仅凭债务融资推进。

总体而言，上述其他官方行为体已成为中国传统贷款机构的重要补充。其运营模式直接响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通过股权引入私人投资，并通过企业合作引入技术、设备及运营能力。随着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向项目联合开发与共同所有模式，在主权借款本身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官方资本来源正日益成为大规模清洁能源投资的核心推动力量。

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一个显著转变是，资本不再单纯以贷款和股本的形式提供。除银行和国有企业外，当前越来越多的支持来自担保、保险、信贷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使得项目能够在风险较高的市场内获得可融资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资产负债表限制以及政治与监管不确定性可能与项目层面挑战具备同等约束力，因此在能源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这些工具的重要程度可能与基础债务或股本齐平。

在此形势下，中信保发挥着核心作用。作为中国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中信保并不直接提供贷款，而是为出口商、银行及投资者提供海外合同和项目的商业与政治风险保险。这使其区别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后者以金融机构的身份提供贷款和买方信贷；此类信贷是以贷款形式向海外买方提供，用于资助其采购中国商品或服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属于贷款机构，而中信保属于信贷保险机构，这两者常在同一项目中并行运作，但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2019至2024年期间，中信保的承保及担保业务总量从每年约6,100亿美元增加至1万亿美元以上，其中的中长期项目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为大型基础设施（包括发电、输电及工业能源项目）提供保障。尽管中信保的业务组合中仅有一部分涉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领域，但它常常作为关键因素，促使中国及本地融资机构在原本被视为风险过高的市场推进项目。

自2022年起，中信保还开始明确追踪并披露“绿色”业务数据，这是中国正在实现“双碳”目标并执行绿色金融新标准的体现。其报告显示的绿色贸易与项目支持规模从2022年的约39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逾600亿美元，其中的能源相关支持案例包括：中东地区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电站；欧洲与拉丁美洲地区的风电与电网项目；以及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变废为能与储能项目。这些数值大于本分析报告其他章节追踪的对外能源融资规模，因为它们涵盖了整个低碳供应链（包括设备出口贸易）的承保交易价值，而不仅限于海外能源资产所获得的出资承诺。

2020至2021年期间中信保承保能源项目占比下滑，又自2022年开始逐步回升，这既反映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是结构性变化的结果。新冠疫情导致的停摆减缓了中国海外业务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长久以来最依赖于中信保中长期保险的大型化石能源项目也出现需求下滑。2022年之后的触底反弹符合中信保绿色金融框架的预期效果，该框架拓宽了中信保所记录并支持的相关业务的类型范围。总体而言，这一模式反映出中信保从大型高风险化石能源交易保险业务，转向更多元化的清洁能源及供应链相关业务组合。

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而言，中信保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它能够化解风险并撬动其他官方与私人融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的资金支持规模。通过为银行、国有企业及所在国家/地区的项目公司提供大力支持，即使在那些因贷款期限过长、监管存在不确定性、货币频繁波动而可能导致投资停滞的市场中，中信保也能帮助项目从概念阶段推进至融资完成。

中国的对外融资格局正趋于多元化，从深度基于主权贷款的体系，逐渐转变为由国有企业、商业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等更广泛的行为体共同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多元性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金融工具组合（包含股权、担保以及选择性长期债务）可用于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系统。对于受援国政府和开发商而言，这将转化为更丰富的资本构成选择，尤其适用于那些需要“企业融资+设计-采购-施工（EPC）承包模式+资产负债表支持”组合方案（而非单纯的主权借款）的项目。

具体到清洁能源部署方面，这一演变模式既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国有企业与国有基金的深度参与带来了雄厚的技术能力，也提振了市场对更复杂的可再生能源与电网项目的需求；而中信保更具针对性的绿色保险业务则有助于化解项目融资结构的风险。与此同时，政策性银行大规模贷款的减少意味着向新兴市场提供的全额融资组合方案也在减少，这使得本地货币共同融资方案及所在国家/地区的就绪度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倘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够提供更明确的采购渠道、更快捷的审批程序以及更可靠的承购方框架（以保障收入可预测性以及交易对手的可信度），就能够更好地从这些新型合作模式中获益。

放眼未来，中国的官方融资体系很可能继续朝着更清洁、更具竞争力的模式演进，届时将更加看重项目可行性、风险分配与信用质量。这可能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具体包括：为早期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开发商及当地合作伙伴拓宽股权融资渠道；调动更多私人资本投入电网、储能及混合能源系统；或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转化为具有成本效益的脱碳技术。这些机遇也凸显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及其国际合作伙伴亟需构建更可靠的有利环境，通过收入模式明确、风险分配清晰的可投资项目，为不断变化的融资供给模式匹配具备可融资性且符合气候目标的融资需求。近期的项目案例也揭示了中国不断演变的融资模式如何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提供支持。目前，通过国有企业股权、长期贷款与出口信贷担保相结合的混合融资结构，为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支持（案例1）；而配电部门的收购案例则揭示了资产负债表内投资（即项目发起人直接出资并拥有资产的模式）如何促进关键电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案例2）。工业项目越来越多地通过合资模式获得融资，在此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与实力雄厚的当地合作伙伴共担风险（案例3）；在可靠性问题制约传统项目融资的地区，“采矿-电力联营”或“自备电厂”结构正在兴起（案例4）。融资双方积极参与多边私募股权平台，则展示了资本如何被主权基金引入多元化的区域融资渠道，而非集中流向单一资产（案例5）。商业性上游投资则继续依赖于基于股权的合资模式，通过产量分成实现收益回收（案例6）。此外，由信用保险支持的风险缓释型项目融资有助于首创性变废为能项目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成功启动（案例7）。这些案例共同展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金融工具组合的实际应用情况。